2023年9月21日，伦理学研究生沙龙邀请了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Jon Mandle教授，以罗尔斯为主题与同学们展开讨论。沙龙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钱康主持。
连子路同学首先将罗尔斯与康德的关系带入讨论。Mandle教授一方面从罗尔斯的理论旨趣及其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出发对此进行说明，另一方面指出康德的法权论可以作为探讨两者关联的可能路径。
第一，从罗尔斯的理论旨趣来看，《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的任务在于发展系统性的政治哲学理论，以替代当时主流的功利主义。基于功利主义与康德主义的对立，罗尔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意味着他与康德分享相同的理论对手，那么他与康德的亲近便可以从他与功利主义分道扬镳来理解。
第二，从罗尔斯自身的思想发展与转变来看，罗尔斯理论的体系性完成历经20年，他起初并非康德主义者，而是在此期间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比想象中更加接近康德。在罗尔斯上大学前，他考虑成为一名神父。提前从本科毕业之后，他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经历让他很快放弃了宗教信仰，因为对上帝的传统解释无法与他所经历的战争相容。在本科与研究生论文中，他将自己视为功利主义者，并认为自己发展了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理论。那时，他对康德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直到《正义论》出版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与康德的相关性。
第三，康德的法权论或许可以成为理解两者思想关联的切入点。首先，这一点尚未被英美学界深入研究，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15-20年间，英美的伦理-政治哲学界才开始关注康德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法权论。其次，连罗尔斯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康德法权论的亲和性。罗尔斯总是将作为公平的正义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联系起来，但很少提及康德的法权论，这很有趣。
周婷筠同学进一步指出，一些学者认为罗尔斯晚年的作品与康德主义相去甚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点？Mandle教授并不认同这些学者的观点，强调罗尔斯与康德在对于自由的理解上始终具有相似性。
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键点，其中包含了罗尔斯对于目的论的反对。罗尔斯认为我们不能预设正义或道德的目的，正义旨在确保个人可以公平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这意味着正义使人们处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没有人屈从于他人或任何他律的原则。如果以这样的视角解读康德，那么可以认为罗尔斯使得康德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变得明晰，因为人的自由也是康德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的构成要素。
周婷筠同学接着针对《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既然每个理性公民都有各自的完备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放弃自己的完备性学说并接纳他人的价值观？Mandle教授从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发挥作用的限度及其与完备性学说的兼容性出发做出了回答。
公共理性确实要求人们将彼此视为社会-政治上的平等的存在者，即便他们之间存在分歧；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公共理性并不要求人们完全放弃他们的完备性学说。公共理性仅限于处理特定的问题，即集体的政治决定。在政治这一狭窄的领域内，公共理性否认完备性学说的重要性，因为完备性学说并不直接提供公共的理由；但在其他问题上，如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备性学说依然重要。基于公共理性的政治决定并不基于直接的共识，但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完备性学说出发认识到它的合理性。举个例子，一个康德主义者认为，在公共理性之外，人类具有形而上学的倾向并享有自由，每个人都当被视为自在目的自身。因此，在政治领域中，我们必须将彼此视为能够提供政治理由的存在者。同样地，一个基督徒会说，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人人平等而自由，因而在政治领域中作为自由人而存在。这两个完备性学说的例子，每一个都为对于公共理性的依赖提供了理解。不过，这两个例子或许过于乐观，因为许多哲学家并不认为正义基于公共理性。他们或将政治视为主宰他人的权力，或倡导自己的完备性学说。然而罗尔斯并非断言正义会胜利、正义是容易的，他问题始终是“在存在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的社会中，正义的社会如何可能？”哪怕这很困难或看似无法实现。
周婷筠同学的第二个问题关乎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与罗尔斯的关系。罗尔斯对于完备性学说的讨论似乎很接近柏林的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那么他是否关注柏林的思想？Mandle教授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同时也指出了两者在不同层次上讨论多元性。
罗尔斯关注柏林，他们也关注相同的问题，这一点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柏林认为多元主义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但罗尔斯并没有形而上学的考量，而是将现代民主国家中的价值多元视为现存的实情，并进一步回答正义的社会如何可能。此外，罗尔斯认为多元价值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被明确提出，《政治自由主义》也并不依赖于这个观点。
夏子明同学对罗尔斯理论的一般性质提出了问题：罗尔斯是理想主义者（idealist）还是现实主义者（realist）？罗尔斯的理想主义显而易见，但有学者认为他的理论包含了对现实的关切，并以《正义论》的第三部分作为文本依据。Mandle教授强调罗尔斯的理论具有两个面向，但《正义论》并未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向度。
第一，罗尔斯将自己的理论定位为实在的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所以罗尔斯兼具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特点。罗尔斯理论的乌托邦性质体现在，他无意描绘一个已成的世界，而是谈论一个可能的正义世界的原则和概念；现实主义的部分在于，他承认规范性的理念被人类现状所限制，也即是完备性学说的多样性。他试图展示理想性的图景如何得以实存，即便存在诸多限制。
第二，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理论的现实主义面向尚未展露出来。在《正义论》出版之后，罗尔斯曾说过第三部分是附加的部分，并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就第三部分的不足进行了补充。第三部分之所以被视为不成熟的想法，原因在于这一部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说明人们在合理的正义社会中具有获得正义感的倾向。他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阐述正义社会中孩子正义感的形成机制。但这并不充分，因为一个正义的社会要求个人发自内心地承认可被公开辩护的制度具有价值，并将其视为自己的偏好。由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被称作一致性论证（congruence argument），即说明公民认识到正义感与其他价值相适应。当人们对自己的正义感进行反思时，他们会发现正义感与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其他事物相适合，因此他们会接受正义感，并将正义作为自己的善。但一致性论证并不清晰，一方面是因为罗尔斯所做的并非给出观点，而是回应诸多挑战，说明正义感如何与不同的价值兼容；另一方面，在《正义论》写成之后，罗尔斯担心人们拥有的其他价值更为多元，那些价值不在政治正义的范围之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一致性论证是成功的，比如对于康德主义者的完备性学说的整合，但这并不代表具有其他完备性学说的人也能反思性地获得正义感。因为政治自由主义关心稳定性，要求每个完备性学说都给出自己的一致性论证，这很困难。
王刚同学就正义感的形成提出了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感一旦形成，就变成稳定的品格，那么从不稳定状态到稳定状态的转换是如何可能的？Mandle教授指出这并非罗尔斯的关注点，并且发展心理学只能达到经验的普遍性。
一方面，罗尔斯强调，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是正义的，那么相较于在不正义的社会中，影响正义感形成的不稳定因素较少，正义感也更容易得到巩固。这始终是一个概率问题。另一方面，他不认为人只要获得了正义感就能免于诸多彼此矛盾的欲望，欲望之间的冲突是内疚的基础，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此外，正义感在正义的社会中更容易形成也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正义感的人再也不会失去它，罗尔斯在这里强调的只是正义感作为社会制度的内化。
崔可愚同学就道德情感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道德生活中的理性部分和非理性部分何者占主导作用？Mandle教授并不认可两者的对立，认为理性与非理性处于协作之中。
将理性与非理性区分开来是不合适的，这可能来自休谟。因为我们的感知与欲求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在理想情况下，非理性的东西获得了理性的形式，但两者依然存在区别。在孩子身上，孩子的社会化同时也是情绪与欲求的合理化的过程，正义感的形成意味着欲求的对象依照理性的要求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对于正义的自发的追求便形成了。
李斯源同学就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与罗尔斯的联系提出了疑问：科斯嘉德认为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必须对自己的欲求加以反思。罗尔斯是否也这样认为？如果人必须这样做，那么人如何为自己对于正义的欲求进行辩护？Mandle教授指出两者在不同层面讨论道德，为欲求正义辩护并不在罗尔斯的讨论范围内。
为对于正义的欲求辩护意味着正义由其他价值奠基，而罗尔斯强调正义与道德不可还原性。公民在合作中有着彼此差异的目的，正义的制度则只是确保他们公正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当人们的目的彼此冲突时，他们不得不反思并且修正自己的选择。科斯嘉德要求每个人都是哲学家，要求人们反思并寻求实践的自我同一性的基础，但罗尔斯并不这样做。
青年副研究员钱康进一步问道：罗尔斯并不关注元伦理层面的问题，而科斯嘉德在意这一点，那么科斯嘉德在元伦理学上的努力是否能被视为对罗尔斯的补充？Mandle教授类比看待上帝的两种消极态度：否认上帝的存在的无神论（atheism） 和悬置上帝存在问题的不可知论（agnostism）。罗尔斯是不可知论者，他不否认元伦理学层面的可能解释，但他提出正义论主要旨在反对20世纪中叶的英美的道德哲学。
讨论会圆满结束，与会者合影留念。
